崔港珠农业技术员职务被取消了一个出生在

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六、农业技术员职务被取消了

我带着孩子回生产队时，也正是“年6月18日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农垦总局改变体制，建立为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半军事化组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其任务是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我所在的友谊农场十分场十一队改名为十八团一营十一连。“兵团将团以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原农场的非现役领导，只能任副职。兵团组建之初认为，原东北农垦总局、农垦厅、各农垦分局所属原农场，长期以来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直到现在，有的人还在那里大搞物质刺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形成了一个雄厚的社会基础，这个机构的凶恶如不砸碎，所谓组建兵团就是一句空话。”于是提出“新兵团改造旧农场”的口号（以上摘自郑加真著《北大荒60年》）。因此我也不知为什么，原来属于生产队干部的八大员（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地号员，仓库保管员，油料保管员，卫生员、农业技术员）之中，唯独没有了农业技术员，我被下放到生产队的科研班参加劳动。

兵团要求革命化。要体现革命化精神，实行了“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两顿饭，田间大批判。”即在我们那儿夏天凌晨两点半地里就可以看清楚庄稼和地垄了，所以两点半出工，晚上干到看不见为止，约是晚上八点钟以后收工，食堂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两顿饭，吃饭期间开展田间大批判。而且兵团喊出“小镰刀万岁”、“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几千亩麦田不用康拜因收，全部改为人工收割。我那时由于还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又不习惯两点多起床，起来还要把孩子送到照看她的阿姨家，晚上回来接了孩子还要再做一顿晚饭，所以生活十分狼狈，几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梳头，反正辫子放在帽子里别人看不见，终于不仅生了满头的虱子，并且头发再也梳不通了，我只好把长辫子剪了。

但也由于办公室里再也没有我的桌椅了，我可以不去管全连的大田生产，而专心带领科研班搞科学实验。比如第一年我们在大片的麦田里采取“人工穗选”的方法，“提纯复壮”了我们连的早熟当家品种小麦“免”的种子，第二年我们又专门种了种子田，把优良品种繁殖起来，为以后小麦产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我们搞粘虫预测预报和扑杀粘虫蛾子的工作，用红糖、白酒、醋和粉配成诱杀剂，除装在固定的预测预报器以外，那年根据预报将会粘虫大发生，为了保住小麦的产量，我们从职工各户收集了上百个开口的大罐头瓶子，把那里装上半瓶诱杀剂，然后用三根小树枝，做成一个个小支架，把药瓶吊在空中放在麦田里，结果每天都能捞出大量死的粘虫蛾子，减少了幼虫大发生，为保住小麦的产量尽了我们的力量。记得年粘虫大发生，我和科研班全体成员去麦地里捉粘虫，一个个胖嘟嘟半寸长的肉虫子，要经我们的手一个个把它们都掐死，开始科研班的知青们都不敢碰虫子，到后来都成了捉虫子的能手。再后来，虫子实在太多了，小麦叶子有被吃光的危险，那么多麦子就要大减产，营里决定用飞机给我们喷洒农药。要求我们科研班人员在地里按一定距离排开，约米远1个人，用手高举彩旗为飞机导航。可是当我们刚刚排开站好，突然浓云密布，狂风骤起，只几分钟天就黑的伸手看不见五指了，狂风暴雨夹着花生粒儿大的冰雹从天上泼下来。而那空旷的田野里没处躲没处藏，我们又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只能坚守岗位，任冰雹和暴雨无情地打着我们的头脸和身体。半小时后天空放晴，庆幸飞机提早飞回，没有被冰雹砸坏，而且粘虫也死了很多。我们一个个像落汤鸡似地拿着旗子回来了，但那惊险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年春，我还去三师科研所引回了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的许多新品种，然后在生产队搞了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大豆、谷子的品种对比试验。每个品种种三行，然后进行性状观察和最后的产量测定，为连队选出了适合我连土壤的高产优良品种。那一年在十八团生产科召集的各连负责生产的连长会上，几十名连长还专门到我们的试验地里参观。还记得那年，我们为了给杂交玉米制种，必须在玉米抽穗出雄花时，每天清晨顶着露水把母本材料的所有新长出来的雄花（在未散粉前）拔掉，保证母本授的都是父本材料的花粉。因为抽穗时间不一，所以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无论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我都得带科研班的姑娘、小伙子们，在长的一人多高的玉米行间，而脚下只有六七十公分宽、几百上千米长的玉米垄沟里不停地走，寻找还未拔去的雄穗。记得有几次连绵不断的雨水在头上浇着，我们一个个脱了鞋，浇的像落汤鸡似的，走在积满了雨水的垄沟里，肥大的玉米叶片的边缘像小刀一样的锋利，自始至终地拥促着我们的身体、胳膊和脸向前涌动着，我们像穿梭似的用手推开前面的叶片，不停地走着拔着，只为了不让一株雄花跑了粉。虽然下雨天其他职工都不用下地，只要参加生产队开会就给记全天的工分，而我们科研班的姑娘、小伙子却要和我一起去受罪，他们用无言的行动支持了我。

此外我们还试验制作了“菌肥”和养猪“发酵饲料”，这些试验都把我们科研班的工作填得满满的。当年和我在一起共同战斗的有：长得漂亮又能干、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下连队劳动的女高中毕业生王丽琴；泼辣又能干的温州女知青陈素娟、男知青鲁汉武；老村长的儿媳妇、也是最老的科研班成员刘桂君和坚强能干的贫农尹大爷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他们没有因为我被解职，而对我另眼看待，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坚持下来了。

七、一个勤劳而质朴的农民

年我在做叶宏海的“养猪发酵饲料”试验的时候，认识了老贫雇农傅大叔，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岁，只觉得他长得像我的长辈。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农民的脸，黑黑的脸颊上布满了皱纹，厚厚的嘴唇，一双不太明亮的眼睛，五个手指粗硬的像树杈，双手布满老茧和疤痕。他年轻时给地主扛活，结婚后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却早早撒手人寰。他艰难的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一直没有再娶。我认识他时，他刚把十八岁的大儿子送去当义务兵。

他特别喜欢养猪，对待老母猪和仔猪的感情甚至超过了他对儿子。尤其是在每年母猪集中产仔的时候，他怕老母猪把出生的猪仔压死，就几乎吃住在猪舍里。他甚至给每一窝的每一头小猪都起了名字，比如：大花腰子、黑头、小黑屁股、小白猪等。在我做“发酵饲料”试验期间，他几乎每天不管天多晚，都要带着他的哈巴狗到我家来，哈巴狗比他跑得快，先蹦到我的炕上卧下，然后他再往炕上盘腿大坐。他要告诉我那一天哪头老母猪又生下几个猪崽儿？都叫什么名字？死了几头？吃了试验饲料后的反应等等，让我都记下来，以便总结。

傅大叔是一个忌恶如仇的人，见了不对的现象就要说，就要揭，甚至让人下不来台，所以在队里就有“傅二倔子”的外号，甚至有人骂他“傅二损种”。不过我倒喜欢他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也正是从他嘴里我才知道了连队里当天又发生了哪些不好的事。是他让我认识了农村的复杂性，农民的复杂性。

要说起他的生活虽不能说惨不忍睹，也差不多。他和儿子盖的棉被也许是从他爱人去世后就没有拆洗过，整个一看黑得发亮，用手一摸冰凉；残缺不齐的炕席上满是狗爪子印儿；家里除了他结婚时放在炕上的两个木箱子外，什么家具也没有。掀开他的锅盖，锅里是空的。我问他吃什么？他说：“吃豆腐，用热水泡泡蘸酱吃。”我们连在猪舍那儿有豆腐房，用32斤黄豆可以换一板64块大豆腐（每块约一斤重），那年冬天我在他的仓房里，见到了冻着的一板豆腐，但他从没有说过生活苦。

奇怪的是他家养的鸭子也居然会趴窝抱小鸭子，我只见过母鸡趴窝抱小鸡的，而且这一辈子除了他家以外，再也没有见过鸭子抱小鸭子，这也许就是老天爷对他这个可爱又可怜的人的特殊照顾。他要送我小鸭子，我因为没有精力照顾而拒绝了。

在老傅大叔的身上，我看到了农民的质朴善良、憨厚勤劳又能忍辱负重的品质，特别是他对养猪事业的热爱劲儿，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的形象依旧那么鲜活，可是遗憾的是我只记住了他的姓，却没有记住老人的全名，不知他今天是否仍然健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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