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那个年代农业技术员

文：郑学良

生产队时代，农业生产同其它行业和单位一样，虽然也讲政治挂帅和曾经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但也并不否定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从毛主席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也就可见一斑，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整个社会和人们都有所理性和务实，农业生产即要讲传统经验也要讲科学知识已成为共识，每个生产队必配备一至二名农业技术员，负责生产队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指导。

技术员职责主要包括农业新品种的推广和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应用等，是生产队队长的重要顾问和帮手。小编所在的生产队属于南方水稻产区，实行的是稻---稻---油农业生产模式，技术员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水稻选种育种培秧、水稻治病防虫、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那时还没有杂交水稻，选种育种都是生产队自己搞，首先在选定的水稻品种成熟时，派专人去稻田中选饱满的稻粒一粒粒的收割起来单独整晒，作为稻种放在生产队仓库精心保管，那时生产队专门辟有浸种室（又叫育秧室），待季节到时，技术员负责浸种育秧，因育秧室要保持温度，不准我们小孩进，所以那时幼小的我们不知道育种的程序和过程，只知道稻种长芽后，将稻种撒播到早已平整好的秧田里，上面覆盖一层轻绵的青苔绒，再盖上薄膜，待秧苗长出长齐后，则大功告成，就可以插田了。在水稻生长成熟期间，病虫害对水稻的危害很大，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成了水稻生产和管理的重点难点，这也就突出了技术员的作用，技术员要根据禾苗生长情况判断病虫的种类，决定施药的时间和种类，那时农药，大多数是“敌敌畏”“”“”“”之类，即有粉沫，也有药剂，至于后来风靡一时的特效农药“甲铵磷”，那是刚分田到户后才出产的。除了农药喷撒外，还有种比较原始的“点灯”诱捕法，相信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对煤油灯捕虫的场景记忆犹深，当时有一种叫稻飞虱的害虫（我们俗称为“飞蛾婆”）喜欢啃食禾苗，极易造成水稻枯死、倒伏，不知是谁想起了“飞蛾扑火”的原理，于是在水稻抽穗生长季节，生产队给每户社员免费发煤油，到了晚上，每家每户拿着一个脸盆，间隔放到水稻田的田埂上，里面盛半盆清水，捡一块石头置于盆中，将煤油灯点燃后放在石头上，漆黑的旷野四处闪烁着忽明忽暗的亮光，吸引虫子投身赴火，早上去田间收回煤油灯，清点掉落在盆子里的飞虫，经技术员清点后计工分，这个土办法有效且环保，就是效率低了点，后来就被田间安装荧光灯的方法所取代。

人们印象当中，技术员是跟“技术”打交道，哪怕是在社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的那个年代，技术员也应该多少有点文化，然而现实可不一定哦。小编所在生产队技术员姓贺，文化程度却是个文盲或者半文盲，能当上技术员，这就要从他的坎坷经历说起。贺技术员上世纪30年代初出生，少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成了事实上的孤儿，好在善良厚道的叔父叔母收留了他并抚养成人，自然，生存长大就是最大的愿望，哪有时间和资财去上学读书，解放后村里办了社员扫盲识字班，经过速成，他也仅仅只是能够认识一二三四等阿拉伯数字和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已，起码也是妥妥的半文盲，虽然没上过学读过书，但他人很聪明，遇事肯动脑筋，爱琢磨，思想开明，做事实在能吃苦，上世纪60年代初，县里在我们大队推广双季稻种植，县农业局派了一名孙姓技术员来大队蹲点指导，在本生产队一眼就相中了虽没有文化、但却好学上进、厚道勤勉的他，点名让他当技术员跟自己学，贺技术员也不负众望，虽不识字，但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县里的技术员教一遍后他就记住和学会了，诸如什么病虫害该怎么防治、一瓶盖农药要兑多少水等，从没出错，成了生产队乃至大队的农业技术“明星”。贺技术员农业技术生涯最为高光时刻是在年至年，家乡所在地区与贵州省接壤，为支持贵州地区双季稻推广种植，受上级所派，小编所在的公社派出了15名技术员跨省到贵州玉屏开展对口支援技术指导，贺技术员就是其中之一，从一个“泥腿子”华丽转身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土专家”，贺技术员确实有理由感到傲娇，特别让他自豪的是，当时贵州省委书记到玉屏考察时，还专门看望慰问了他们这一批来自湖南的技术员，两年时间里也留下了他一生难以忘却的回忆和记念，贺技术员负责指导的地方是一个苗族山区，野猪比较多，当地人对湖南来的客人非常热情，大碗喝酒大块吃野猪肉，当然也吃了我们听起来头皮发麻的“四脚蛇”，贺技术员后来每每说到这一段经历和轶事时，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让生产队那些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的社员们直流口水、羡慕不已。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已经经历过幼小生活成长磨难的他万万没想到另一场更大的磨难在等着他。贺技术员靠着叔父叔母的帮衬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并娶妻成家，生下和养育着五个可爱的小孩，并刚新建了一栋虽然简陋但尚属宽敞的木房子，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和挚爱的农业社技术员工作，夫勤妻贤，美好生活指日可待，然而，妻子却在一场变故中突然不幸去世，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无异于天塌下来一样，令他伤心欲绝，在妻子葬礼上，他和全家儿女们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也使得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掬下了一捧热泪，正值盛年妻子的去世，留下了3男2女5个年少年幼的孩子，其中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女儿才七八个月，这一家人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啊，人们也都替他担忧和发愁。为了去世的妻子，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为了这个来自不易的家，他擦干眼泪，伸直肩膀，把悲伤埋在心底，直面苦痛和风雨，他把最小的女儿送到山区的孩子姨娘家抚养，直到其四五岁时才接回，其余四个小孩就跟随自己，从此即当爹又当娘全力苦心拉扯着这个家。生产队时代，靠一个人劳动挣工分养活全家6口人谈何容易，尽管他起早贪黑连轴干，全年下来一算账，可还是属于生产队的亏支户，吃不饱穿不暖是常事，就家庭经济条件而言，在全生产队位于倒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贺技术员开明可贵、坚忍伟大的一面就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再苦再累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们的上学读书，他本人没读过书，但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深知读书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根本出路。在生产队时代，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整个社会和人们对读书其实并不是很看重，当时不少社员们送孩子读书的目的仅仅是让孩子能写得出自己名字、进城找厕所时认得男女二字、记工分时认得工分册不被记工员欺负等，生产队与我同龄入学的小伙伴有七八个，到了高中后就只剩下我一根独苗，其余的均在小孩和初中阶段就辍学，早早回家当小社员挣工分养家了，与同时期社员比，贺技术员的眼光及境界不知要超前和高出多少倍，家里穷点，那就勒紧裤带；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就多拌点红薯南瓜；缺新衣穿，靠亲友接济或者捡别的社员家小孩穿过的衣服，他信奉一条，可以少吃少穿，可以忍受苦难，但绝不能让孩子们没有书读、没有出息，大女儿体恤父亲辛苦，不愿去上学读书，想在家煮饭烧菜照顾弟妹，他硬是拿着一根竹条“押”着她去上学，大儿子80年高考因焦虑发挥失常落榜，他没有半句埋怨，东挪西借又让他到条件更好的学校复读了一年，直至第二年考上医专。上学没有学费钱怎么办，就靠孩子们的勤工俭学，挖药材、捡桔子砣砣、拾知了壳，特别是在放暑假时，姐妹两人负责扯猪草喂猪做饭，兄弟三人负责捡知了壳，夏天晚上，知了蛹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枝、草叶上脱了壳后成了会飞会鸣叫的知了（蝉），留下轻如薄翼的知了壳，知了壳是一种药材，供销社大量收购，一大早，兄弟三人各拿着一根长竹条，趟着露水，去毗邻的县园艺场田野里、树枝上捡拾知了壳，每天都会满载而归，到了快上学时，贺技术员用包袱卷着几大捆的知了壳去供销社卖，每年都会卖上十几元钱，毛泽东时代农村教育最大的优点就是学费便宜，我们那时从小学一年纪到五年纪，每期的学费都只要1.8元，十几元钱就够几个孩子的学费了，你知道当时知了壳的价格吗，交供销社零星知了壳的价格是1分钱9只，十几元钱的知了壳，凭想像你也能知道要捡拾多少知了壳了。

贺技术员家状况一直持续到生产队解散才有所改观，分田到户后，田土是按人口分的，全家吃饭就没了问题，尽管那时经济条件也不算好，但很快得到改观，因为大儿子高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有了份稳定的工资收入，他也就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支持弟妹们的上学所需之资，贺技术员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老二、老三、老四等陆续考上了大中专院校，全家5个孩子中，除小女儿外，其余4个孩子分别考上高等院校，毕业后从事医师、林业、教师、公安等工作，一门出了4个大中专生，贺技术员家成了全生产队乃至全大队励志典型、故事传奇和羡慕对象，更难得的是，由于从小经历了生活磨难，孩子们毕业后更加珍惜工作，勤勉努力，医院院长、学校校长、派出所所长等领导岗位，事业有成，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位含辛茹苦的父亲，为感恩父亲，兄妹几个人主动张罗，为父亲找来了贤惠的老伴，如今，贺技术员已年逾九十高龄，在老伴的精心照料下，在儿女们贴心孝敬下，他能吃能喝、耳聪目明、身板硬朗，在幸福地安度着晚年。

下篇预告：生产队饲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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