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旧事之八那些苹果梨儿呀,有点咸
[写在前面的话]
写了一篇《在希望的田野上》,献给依然留守南森的父兄,献给已经进城定居的乡亲,献给村东坟地长眠的魂灵,献给所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南森人。
只是文章太长,近两万字。嗯,还是拆开吧,拆成三到五篇,此为其一。
三百六十行,农民最艰辛,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民。再往前是人民公社,累归累,但毕竟是大锅饭,大家积极性差了点,达不到累死累活的地步。往后到了九十年代,农业机械开始大面积推广,种地的劳动强度逐年下降。只有八十年代的农民最悲催,没有机械,甚至没有足够的大牲畜,耕种收获全靠双手和肩膀,却受到单干刺激,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多大的苦都能吃,多累的活儿都能干,简直豁出了命。扯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老一辈的南森人都说,一颗汗珠子摔八瓣儿,挣到手的每分钱都齁咸。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把“齁咸”两个字加重语气,并把“齁”字的尾音拉得很长。
然而没有人抱怨。他们是最艰辛的一代,也是最激情的一代。生活一年一个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传统的“三转一响”迅速失宠,电视机、摩托车、洗衣机、放像机、录音机,五花八门的新鲜玩艺潮水般涌进村里,南森由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踏步前进!
年间,南森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发生过如此深刻的变化,人们激情澎湃、感恩戴德。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本来就是他们的,而且,被克扣了很多油水,拖欠了很多年。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老了,很多人甚至不在了。他们骄傲地为儿女打下了江山,自己也在长年累月超负荷劳作中,落下了一身伤病,很难说这笔买卖到底是亏还是赚。当激情渐冷,当水落石出,当他们安身立命的健康和体力轰然倒塌,他们依旧被压在十四亿人民的最底层。他们甚至比当年更窘迫!
时代欠他们一句对不起,欠他们一声谢谢,欠他们一个交代。
本文并不想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只是想转头看看,南森田间地头上,那些年的那些事,那些人。
而且,南森人也从来没有觉得有人欠他们东西。对于所有的美好愿望,南森人更习惯于把它们撒播进脚下的土地。
那些苹果梨儿呀,有点咸
在单干的初期,南森没有大棚,也没有漫山遍野的葡萄园和果树,全村多亩耕地里都是小麦、花生和玉米。只有村北,在水库之南,在河沟的西岸,有一片果园,二三十亩的样子,大多是梨树,苹果树也有,树龄都很老。果树不是矮化的,长得很高大。梨树有小伏梨、老婆婆梨、把儿梨,苹果是国光、红玉、红香蕉和花皮子,都是老早以前就淘汰了的品种。淘汰了并不代表不好吃,相反,这些老品种口味极佳,秒杀现在市面上的大多数梨和苹果。它们被淘汰的原因主要是产量低或者是不耐储运。
单干头一年,爸爸便跟广胜、广翠合伙承包了果园。广胜家大儿子德朋是我侄子辈的发小,小儿子那时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毛头儿,小名叫“勇儿”,非常呆萌可爱。果园日常打理虽然繁琐,但劳动强度不大,大人们又在果园的北面打了一眼井,开辟了好大一片菜地,黄瓜、西红柿、扁豆、茄子、菜豆啥都有。那时候农产品商业流通体系还没有形成,采摘的梨、苹果和蔬菜都需要装进筐子,装上手推车,推到唐家庄、南墅和夏甸的大集上出售,有时候也会到周边村子沿街叫卖。人们吃上白面馒头还没几天,对水果这种奢侈消费还没有追求,梨和苹果并不好卖;蔬菜更不行,家家都有菜园。爸爸和他的合伙人好像没赚到什么钱。好在三家都种着不少地,果园只是副业。
水果不好卖可不代表没人偷,虽然那时民风淳朴,但孔乙己不以窃书为偷,农民偷摘几个梨子苹果大概也没什么道德约束。本村妇女是顺手牵羊,小打小闹;有些手脚不太干净的邻村男人,却会半夜三更摸进来成筐地偷。白天我们几个小孩儿负责看守,印象中也就抓获过几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村里的大妈婶子们来偷摘时,淡定得看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晚上是大人值守,果园东西两边都有小屋,里面有土炕。水果成熟的夏秋季节,蚊虫成群结队,因靠着水库和河沟,蚊子特别毒,一咬一个大包,钻心地痒。两个小屋都没挂蚊帐,睡觉前点上一捆艾蒿驱蚊,实在受不了就喷敌敌畏,蚊子像是中了弹的小飞机噼哩啪啦向下掉。那时候喷蚊子药用的都是活塞式的小喷壶,南森家家都有,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爸爸他们有一支打铅弹的汽枪,好像还有过一支土枪。记得有年冬天,果园里飞来一只很大的白鸟,落到一棵苹果树上,大人取来土枪打了一枪。那枪动静不小,杀伤力也很大,一蓬铁砂像铁扫帚横扫一片,大鸟应声坠落,苹果树枝杈上也嵌了不少铁砂。那棵苹果树确实是太老了,这一枪甚至要了它的命,第二年春天,可怜的老树一个芽儿都没发,渐渐地枯死了。
不过,爸爸他们从来没有对偷梨偷苹果的乡亲们开过枪,也否决了安装“线枪”的提议。他们在承包期的第二年添置了新装备,一支装四节电池的强光手电筒,夜里一推电门,雪亮的光柱从果园东头儿直接照到西头儿,就像是电影里鬼子炮楼上的探照灯。南森人把手电筒叫做“电棒儿”,神器在手,大家对保卫果园热情高涨,郁闷的是,有天爸爸值班时,早晨一觉醒来,梨子和苹果丢没丢不知道,手电筒却被人从枕头边上偷走了。
“真叫人家笑话,看果园把电棒儿都看没有了,你怎么没把自己看没有了呢!”妈妈心疼手电,对爸爸进行了反复批判。批个一句两句不吱声,批多了爸爸也恼火,硬梆梆地甩出一句:“比恁爹强!”妈妈就不做声了。
我姥爷人民公社时期长年在林业队混饭吃,白天喂猪,晚上看场儿,活儿轻省,工分又高。姥爷文革时为村支书仗义执言,帮了他大忙,书记也知恩图报,给他安排了这么个好差事。只是姥爷看场儿水平确实差劲,几年下来,被偷走的东西不计其数,要不是因为单干开始、林业队及时解散,那点家底儿早晚被偷光。姥爷标准的老好人一个,他看场儿基本就是聋汉的耳朵,空摆当。姥爷看见偷东西的人也不忍心抓,全村的老少爷们都不怕他。更过分的是,村里有个孙子辈的小青年,晚上来林业队偷东西,舞舞扎扎搬不动,就去敲姥爷的窗,“大爷爷大爷爷,快来帮我把东西抬到车子上!”姥爷连一点点原则性都没有,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真的帮人家抬。
反正有书记罩着,东西丢就丢了,别人还真没脾气。
来果园偷梨的不少,偷苹果的真不多。那些苹果树实在太老了,生满了黄黄绿绿的刺蛾。这种虫子被南森人称为“触了毛儿”,我们这代人哪个没被它蜇过呢?那又疼又痒又不敢碰的抓狂感受,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农历九月,苹果成熟的时候,老苹果树上“触了毛儿”一片一片的,触目惊心,一碰树枝,有的就像飞机扔炸弹一样往下掉。这时候,苹果林几乎成了禁区,偶尔有不长眼的小毛贼闯进来,往往不等摘下两个苹果,就被蜇得哇哇乱叫,像见了鬼一般落荒而逃。
偷苹果的可以知难而退,爸爸他们却别无选择。苹果熟了总不能眼看着烂在树上吧,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办法,这可都是钱啊!
南森人把苹果的采摘收获叫做“落苹果”,通常是全家老少齐上阵。但是由于“触了毛儿”作梗,那次“落苹果”的重任只能交给三个大男人。爸爸和他的两个合伙人穿上胶皮雨衣,戴上皮手套,头上套着塑料袋,打扮得像是武汉抗击疫情的医生护士。农历九月,秋老虎余威尚在,裹得严严实实的爸爸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好在苹果树不是很多,他们三人齐上阵,起个早拉点黑,一天功夫就落完了。脱下雨衣的时候,爸爸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虚脱得眼皮都抬不动。虽然裹得严实,蜇人的毫毛还是无孔不入。
多年以后,爸爸跟我说起过当时的滋味,本身就被蜇得疼痒难耐,汗水一杀更是火上浇油,整整一天像是在受刑。回到家里,脱下衣服,爸爸浑身肿了起来,妈妈端着一碗面酱给他从头抹到脚。那一次爸爸遭了几天几夜的罪,晚上我有好几次被他咬牙切齿的呻吟声惊醒。第二年落苹果的时候,他们先连喷了两遍农药,“触了毛儿”死伤满地,虽仍有漏网之鱼,终归比上一年好多了。
随着三年承包期结束,那片老掉牙的果园终于寿终正寝,梨树和苹果树连根刨起。村里的水库大约也是在这时候没了水,河沟尽头开挖出了一个新平塘。南森开始大面积发展红富士,爸爸也在村东坡顶栽下了七亩地。苹果树刚栽下时,树空儿间套种了花生和地瓜。那时我们家种了二十多亩地,除去果园不算也有十六七亩,花生、小麦、玉米来回倒着茬。此外,家里还养着两头大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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