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学校却在把人往死里教

读书学习，教材当然是第一重要的，用什么教材就教出什么样的人。以前全国统一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教育专家说，这样不好，我们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能多样化，可是，这样也不好，教材不统一，质量不能保证，良莠不齐，管理也不便，还是统一教材好，于是“部编教材”又横空出世。

我想，不管用什么教材对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又有什么打紧？上面发什么教材我们就教什么教材。上面说我们要教的是人教版的教材，那么，我们就用十分的努力去研究人教版的教材，然后用十分的努力去教给学生，再用十分的努力选题目考学生改试卷；上面说，我们要用“部编教材”了，我们只好丢了人教版去研究“部编”，去教去考。不就是一本书的事嘛，花四五个月的时间来掰扯它，有什么难的？这叫管你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是当老师必须有的能耐。

如果来点情怀，我想搞点小花样行不行？对不起，这你可说了不算。就算备课关你过了，考试关你一定过不了。你说你培养的也是学生的素质，可素质和素质的差别可大了。就算你的学生能说会道，知识渊博，思维活跃，可是，你默写错了一个字就一分都没有，你答题写不出关键词就算白写，想要情怀怕也是没有这个胆。我们不仅是要考，而且有周考，有月考，有期中期末考。考，考，考，不是老师的法宝，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法宝。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考试，老师们才不会那么变态的考呢。

问题是，学习就是为了记住书上的内容吗？到底是书为我用，还是我为书奴，学习只是为了学习本身吗？陶行知在《贺客与吊客》一文中写了一件趣事。先生应南开大学去作讲演，同仁谈起会考事宜，在会考的六十九个学校之中，南开中学男校名列十八，女校列三十七名。校长张伯苓先生从华北运动会回来，一见面，先生便向他贺喜。张问：喜从何来？陶说：贺南开会考成绩。张说：成绩不好。陶说：我所贺的就是因为不好。如果好，我倒要来吊香呢。为此，陶先生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曰：

什么学校最出色？

当推南开为巨擘。

会考几乎不及格，

三千里路来贺客。

请问贺客贺什么？

贺你几乎不及格，

倘使会考得第一，

贺客就要变吊客。

陶先生认为，南开在诸学校中是办理最认真有精神的，因为她在教课之外还相当地注意到学生整个的生活，不肯把学生完全当作书呆子教。这样的学校是不能用分数来衡量的。学习绝对不是读读死书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里陶先生大胆想象，假使再来一个秦始皇把一切教科书都烧掉，世界会失去什么呢？大书呆子没有书读，小书呆子没有书读，书呆头儿只有出个条子：本校找不到教科书，暂时停课。于是，有的去飘洋，也许会成达尔文；有的在火车上去卖报做化学实验，也许会成爱迪生；有的带着小朋友们上山游玩，也许会成为柯斯特；有的回去放牛、砍柴、捞鱼、种田、缫丝，多赚几口饭儿吃。少几个吃饭不做事的呆子，多几个生产者、建设者、创造者、发明者，大概这会是秦始皇第二的贡献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承载着人类的经验知识，但绝对不能成为禁锢人类思想的桎梏。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知识技能的教授上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完备了。纵观我国N次的课程改革都是围绕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教的问题，当然指的是书本知识的教授。一节好课必须要有好的导入，要重点突出，解决好难点，思路清晰，过渡自然流畅，不能冷场，不能卡顿，体态优雅，板书美观工整，拓展有度。说白了，所谓的好课就是一件艺术品，不能有任何瑕疵。要做到这一点，老师就得把书上的东西掰开了揉碎了喂给学生，还要极尽优雅的样子。

我们就是这样把学生拘囿在一本教科书里的，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教学理论，以天下教师“飞蛾扑火”的势头，以“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前仆后继。陶行知反复讲的一句话是：教师不能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应该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一九三四年十月，英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飞机比赛，陶行知把这件时事当作活教材给学生上了一系列生动的课。他让孩子每天把中西文报纸剪下来贴在簿上，地图放在手边，一遇到地名就查，把飞机飞行的路线画起来。如果报上的外国地名和地理书上的不一致就查字典，了解沿途的英国殖民地，比较各国空军的力量，学习飞机构造的原理及发明之史略。同时，他还让学生计算从伦敦到墨尔本有多少哩？换算成中国单位是多少里？飞行员每时平均飞多少里？这样的距离如果不是开飞机而是迈开双腿来走，一天走一百里，要多少天才能走到？

在陶行知先生的眼里，教材可不是一本本死的书，有书当然是好，就算没有书也没有关系，报纸可以是教材，年画可以是教材，账房的账本可以是教材，甚至田里的稻子地里的麦子都可以是教材。

学校不应该只是教教材的地方，而应该是创造教材整合教材的地方，或者说，学校不应该是课程的复制者，而应该是课程的发明者。学校不仅仅是教书的地方，更是教育的地方。教书是死的，而教育是有灵魂的。

只管教教材的学校肯定不是一所好学校，只是管分数的领导也一定不是真正懂教育的领导。学生要学的绝对不只是一本本死的教科书，不是好看的分数，而是身心的发展，是心智的成熟，心灵的丰富，是生存的技能，批判的思维，爱，宽容，担当。教材不是教育的全部，只是教育的一个部分，分数不是教育的目的，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手段。

我难过地认为，尽管八十多年过去了，较之陶行知先生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进步了什么？如果硬要说进步，就只有考试的制度完善了许多，考题的难度难了不少。也许，这也是中国教育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了。

不是学校和老师不努力，事实上，我们老师是太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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