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织业的伟大成就与无科学依据的禁原

就昆虫的生活的关系而言,哪一种昆虫最为重要呢?我想应该数得上蚕了、蚕“相貌”平平,既没有蝴蝶那样美妙的舞姿,也没有蝉那样明亮的叫声,但它却默默地为人类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料,送给人温暖和美丽。说到蚕不禁让人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国是一个蚕桑大国，古代丝织业特别发达,中国丝绸名扬海外名的“丝绸之路”,记下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也标志着我国丝织业的伟大成就。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时代,蚕桑业一直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蚕”纹撑国家经济的一大支柱,所以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丰富。

养蚕之始在《诗经》这部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中,有很多表现古代农业与农村题材的诗篇,从中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比如在《国风·七月》里,这样描写古代蚕农采桑养蚕的情景：

七月流火,九月投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蕉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斯。以伐远扬,骑彼女桑。七月鸣畴,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诗中写春天来到,农家女执筐到地里摘取柔嫩的桑叶,回家养蚕。蚕结茧缫丝后,农民自己却得不到享用,而是染成花花绿绿的颜色,为统治者缝制鲜艳的服装。这首诗所反映的时距今约有两千五百年左右。

但事实上,中国养蚕的历史要比这早得多据考古发现,在距今将近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经有蚕茧、丝帛、丝带、丝绳等表明当时不但已经养蚕,丝织技术也已达到了定的水平,可以设想,养蚕的开始时代一定比此时还要早,所以在股墟甲骨文中出现蚕桑、丝、帛等字眼,就是不奇怪的了。

可以想象的是,在远古时代,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蚕的价值的时候,蚕不过像大多数昆虫一样,只是一种植物害虫而已。它们啃啮桑叶,蛀食树干,将茂盛的桑树变成枯枝。但人们逐渐发现,这种“害虫”与其他害虫是不同的,它有神奇的织丝本领。它结成的茧只要遭到水浸,就可以轻易地拉出一缕缕又长又细又有韧性的白丝来;自然,这种这些丝织品与当时的麻布和葛布相比,要漂亮而且结实得多了。于是人们开又很容易被搓成丝绳,织成丝带,以及更大面积的丝帛及其他丝织品。而始有意识地到山野里去收集蚕茧,回来进行再加工。当时漫山遍野都生长着桑树,蚕又只在桑树上觅食作茧,所以很容易采集。

室内进行的,而是在桑树上放养,犹如后世养柞蚕。这时的所谓“驯养侯,必有公桑蚕室”,但在更古的时候并没有蚕室。因为养蚕最初并不是在更多的蚕茧,开始对野生蚕进行驯养。虽然《礼记·祭义》有“古者天子诸随着初民生活的定居,以及对丝织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人们为了获得被杀的“蚕妾”在树上干什么呢?有人认为她是爬到树上去料理蚕,不想意外地听到树下人的机密大事,枉送了性命。若是如此,则此时养蚕还是在放养阶段,但也有可能她只是到树上去采桑叶。

后来在基本掌握了蚕的生长规律后,才由放养改为家养,也就是变为室内饲养,时间大约在战国时期。家养使饲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荀子《蚕赋》中有“人属所利,飞鸟所害”之语,是说养蚕会遇到鸟害,这显然说的是在树上放养才能发生的事。如果是在室内饲养,就不必担心鸟害了,另外,室内养蚕也不会受风雨摧残,给桑及时,温度易于掌握等,蚕肯定要比在外界生长得健壮,结出的茧出丝会更多。

后来又通过选优的方法,选留吐丝多、结茧大的个体作种,或利用杂交的方法育出新种,这样野生蚕就变成家养蚕,蚕才正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一切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它可能是上千年或几千年的漫长时期。因此,这一切不可能是某个人一时的突然发现,它该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才实现的。

《山海经》、《搜神记》及《后汉书》都记载蚕神为女性。神话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必然要表现出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作为人类生活的自然分工,养蚕工作自古主要是由女性承担的。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养蚕业就已经成为女性的专职工作。《左传》中所记的那位“蚕妾”显然是位女性。《诗经》中“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也是说的女性执筐采桑,为的是回家饲蚕。《韩非子·内储说》:“妇人拾蚕而渔者握,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拾蚕”一词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说的是以手执蚕,乃室内养蚕的料理工作。相对于其他农活来说,养蚕是一项不太需要体力而更汉画像石中的纺织图

需要心细的工作,理应由女性来担当。尤其是当养蚕由室外改为室内进行时,基本上已变成一种家务式的劳动,由女性来从事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是专事养蚕的农户,男子也只是从事室外植桑的工作,把养蚕让给妇女。正因为有现实生活的依据,所以神话传说中的蚕神多为女性,其他有关养蚕的记载也往往与女性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蚕与女性也有形象上的联系。

荀子《蚕赋》描绘蚕的形象为“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身女好”指蚕的身体光洁滑润,犹如女性的胴体一样美好;“头马首”是说蚕的头就像马头一样。以马喻蚕始于荀卿,汉代出现的蚕马同气之说与荀赋不无关系,而这些又共同构成干宝《搜神记》中“马头娘”故事的思路面的发现和丝织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使人类文明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由此而始,蚕文化和丝绸文化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为人类

增添了新的内容,蚕的价值一开始就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丝织物成为统治者的专享品,劳动人民虽然从事养蚕却没有资格享用这一点在《诗经》的描写中已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养蚕,又因为古代粮食和丝织品同为农民的租税,必须按时交纳,所以蚕农不得不对蚕的饲养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求获得更多的蚕茧,应付官税,有关咏蚕的诗文大都反映古代蚕农辛勤劳作的情形。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养蚕业的发展。

《齐民要术》中的养蚕法由于文献记载不详,我们除了根据《诗经》中的描写稍微知道一些春秋时期的养蚕概况(季节、工具)外,尚不知汉代之前的养蚕细节,但在《神农本草经》中已出现“白僵蚕”一味药,据陶弘景注:“人家养蚕时,有合箔皆僵者,即暴燥,都不坏。今见小白,似有盐度者。”则汉代或之前已发现了这种蚕病且梁代已为害甚烈。晋诗清商曲辞《采桑度有“语欢稍养蚕,一头养百。奈当黑瘦尽桑叶常不周”,“伪蚕化作茧,烂熳不成丝。徒劳无所获,养蚕特底为”。前首说的是蚕的黑瘦病,后首说的是软化病。由此可知蚕农很早就注意到蚕病的发生及危害。然当时的治疗方法及养蚕中的其他技术问题,可惜记载很少。

张华《博物志》有“蚕三化先孕而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蚕,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一则,惜太简,但可以看到人们对蚕性的观察。直到北魏贾思勰作《齐民要术》,才将养蚕技术附在卷五“种桑柘”中,使我们得窥当时养蚕的诸细节。该书同时还辑录了前人的养蚕之法,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如

养蚕法:收取种茧,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下则子不生也,泥屋用福德利上土,屋欲四面开窗,纸糊,厚为篱。屋内四角着大,火若在一处,则冷热不匀。初生以毛扫,用获扫则伤蚕。调火令冷热得所,热则焦燥,冷则长迟。比至在眠,常须三箔,中箔上安蚕,上置,下第障土气,上箔防尘埃。小时采福德上桑,着怀中令暖,切之,蚕小不用见露气,得人体则众恶除。每饲蚕卷窗韩,饲讫还见明则食,食多则生长,老时值雨者则坏董,宜于屋里簇之，薄布薪于箔上;散讫,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

又法:以大蓬蒿为薪,散蚕令遍,悬之于栋梁橡柱;或垂蝇钩,戈鹗爪龙牙,上下数重,所在皆得。悬讫,薪下微生炭以暖之,得暖则作速,伤寒则作数入候看,热则去火,蓬蒿疏凉,无郁浥之忧;死蚕旋坠,无污茧患:沙叶不住,无瘢痕之疵。郁遇则难练茧,污则丝散,瘢痕则无用蓬蒿簇亦良。其外簇者,晚遇天寒则全不作茧,用火易练而丝韧。日曝死者虽白而薄脆,缣练衣着,几将倍矣。甚者虚失岁功,坚脆悬绝。资生要理,安可不知之哉。

这段文字较详细地介绍了养蚕的方法及操作技术,包括选种、暖室、温度、卫生、喂食照明、防雨等几个方面,均极合理。如温度的调节及用毛收蚁,仍为至今不可违背之方法每饲蚕,卷窗帏”,即在蚕食时为之提供照明条件,据现代研究证明,光线与蚕的生长和质量有关。蚁蚕孵化、幼虫生长发育、成虫羽化和卵的滞育等状态的变化,与光照时间的长短及光周律关系很密切。一般地说,明短暗长的短日照,能促进蚕的进食、生长,缩短龄期《齐民要术》虽未谈出原理,但这种现象已被注意到了,并被运用到养蚕实践中。可见我国至迟在六世纪的初期,就已经掌握了蚕的某些自然规律。

一是每一茬蚕都要养好,蚕壮茧大出丝自然要多,这一点自不待言;但养蚕的目的是为了取丝,茧收得愈多愈好。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国更重要的是发展多季蚕,即一年多养几茬,则茧的年产量就会成倍增长。这就如水稻有一熟、二熟甚至三熟之分一样。按照自然的规律,蚕是一化性昆虫,每年只能繁殖一次,新卵必须经过冬季低温,来年方可孵出新蚕。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祖先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成功地培育出“八辈蚕完全打破了自然的固有规律。此事见《齐民要求》所录之《水嘉记》：永嘉有八辈蚕: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玩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凡蚕再熟者,前睾皆谓之珍。养珍者少养之。爱蚕者故蚕种也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蚕。欲作爱者,取珍之卵,藏内瓮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硼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养之,谓为爱珍亦呼爱子。

绩成茧,出蛾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则爱蚕也藏卵时勿令人见,应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腊月桑柴二七枝,以麻卵纸当令水高下与种相齐,若外水高则卵死不复出,若外水下卵则冷气少不能折其出势;不能折其出势,则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虽出不成也。不成者谓徒绩,成茧、出蛾、生卵,七日不复剖生,至明年方生耳。欲得阴树下,亦有泥器七日亦有成者。八辈蚕也称八代蚕,即每年可养八次;如此则年产量约为一代蚕的八倍。这样高的产量对蚕农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困难的是蚕种如何由化性变为多化性,这是诸种技术中的关键。

由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古人是利用低温冷藏的方式,将蚕种置于内人水也就是现代所谓低温催青的方式，低温冷藏不是延迟蚕种的发育,而是通过冷水刺激,破坏蚕种的滞育机能,使其重新迅速发育。这样每年就可连续饲养,八辈蚕就是这样出现的。原文没有说明冷水到底是多少度,但因每年同一季节的气温相差不大,冷水的温度也应该是个相对稳定的数字,这样才能保证每次催青都可以成功。根据现代的经验,这个温度应为15℃以下。文中所说加十四粒赤豆及勿令人见,显然是迷信因素，对蚕的发育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古代的科学技术,往往夹杂着些不科学的因素不惟养蚕如此。

虽然中国古代养蚕历史悠远,但因资料匿乏,记载零散,我们对唐代之前的养蚕状况所知甚少,《永嘉记》的上述记载就是较为详细的了。即便以这些零散资料观之,我们也已经知道祖先们为养蚕曾作出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赫的成就。某些在外国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才解决的问题,其实在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用“土法”解决了。曾有人认为多化性蚕的孵育方法是从国外学来的,孰不知这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世界蚕文化和丝绸文化的发展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

据《宋史孔维传》载,宋太宗在位时,国子司业孔维上疏皇帝,请求下诏“禁原蚕，以利国马”。所谓“原蚕”又称“再蚕”，指一年中的第二代蚕，一般是秋后以晚桑饲养。为什么要禁养原蚕,蚕与马又有什么关系？原来《周礼·夏官》上有“马质禁原蚕”之语,汉代郑玄作注时说:“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与？”其解与古代的天干地支说很有关系。宋代王昭禹进一步解释说:“物有异类而同乎一气,相为消长,相为盈虚,其势不能两盛也。以天文考之,午马为丝蚕,则马与蚕其气同属于午也。辰为龙，马为龙之类,蚕为龙之精,则马蚕又同资气于辰也。一岁之中苟再蚕焉,则蚕盛而马衰,故原蚕者有禁。”其大概意思是说蚕与马同居辰星,是同类同类相克,此长彼消,此盈彼虚,不可能同时得利,故欲养好马,必先禁蚕。这是禁蚕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出自《淮南子》:“原蚕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为其残桑也。”这个理由是说养原蚕固然有利,然因对桑树损害过甚,故先王禁之。刘安和郑玄二人的说法不同,其源却都是来自《周礼》。《周礼》是儒家经典,在古代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既然上面有禁蚕之说,汉代大儒们便想方设法为其寻找理论根据。不过这样的解释即使儒学家们也不是全都信服的。所以当孔维向宋太宗上疏禁蚕时,直史馆乐史马上提出反驳。其云:

《管子》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是以古先哲王，厚农桑之业,以其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屈身以化下者,邦国之重务也。

《吴都赋》曰:“国赋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则蚕之有原，其来旧矣。今孔维请禁原蚕,以利国马,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不究时事确实之理。夫所市国马来自外方,涉远驰驱,亏其秣饲,失于善视,遂至玄黄,致毙之由,鲜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蚕,事甚无谓也。唐朝畜马,具存监牧之制;详观本书,亦无禁蚕之文。况近降明诏,来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则劝农之典方行,而禁蚕之制又下,事相违戾,恐非所长。臣尝历职州县,粗知利病。编民之内,贫窭者多,春蚕所成,止充赋调之备,晚蚕薄利,始及卒岁之资。今若禁其后图,必有因缘为弊,滋彩挠乱,民岂皇宁。涣汗丝纶,所宜重慎。

这位直史首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提出养蚕之重要,接着又尖锐指出蚕马之间并无任何关系,马死是由于饲养管理不当造成的,因此而禁蚕实在是无的放矢;最后又怀着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主张应该劝农,而不是禁蚕,宋太宗见乐史言之有理,便打消了禁蚕的想法。不过孔维并不服气,他后来又一次上流,对乐史的说法进行指责,他首先引经据典又一次重复《周礼》及郭璞《尔雅注》中蚕马同气的陈词,接着又说臣少亲耕桑之务,长历州县之职,物之利害,尽知之矣。黄蛋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蚕之后重养。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岂止伤及于马,而桑亦损矣。臣自县历官,路见坰野之地，官马多死,若非明授典据,助其畜牧,安敢妄有举陈哉。虽然其言辞恳切,最终仍未为太宗采用。然皇上见他甚为博学,“嘉其援引经据”，将其疏交付史馆,作为文件保存起来。

禁蚕之说是建立在迷信无知的基础上的,所谓蚕马同类毫无科学根据尽管历代大儒不断用一些牵强附会的理论大张其词,却始终未为民间接受农民不但饲养二代蚕,江南地区其至培育出八辈蚕。如果以蚕马同气的荒谬之说论之,国马岂不死得一干二净?确实也有人对蚕愈养愈多大发感慨: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间一岁至有三蚕者矣!是以桑弱而马耗也。”

“先王之禁”所以不行,并不在于“世衰道微”,而是因为它既无根据又不符合蚕农的利益,于国计民生有害而无利。养蚕业在封建的农业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对蚕农来说,养蚕是他们收入的惟一来源。国家经济要发展,人民要维持温饱生活,养蚕业就只能促进其发展,而不应该去抑制。否则,就只能像乐史说的,“滋彰挠乱,民岂皇宁”,引起百姓的不满。更何况蚕与马本无丝毫瓜葛,养蚕与养马并无矛盾,以禁蚕促养马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本达不到目的。

乐史驳斥孔维“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不究时事确实之理”,表面上是说孔维迂腐,实际上也是对《周礼》蚕马同气的彻底否定。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禁蚕说者虽有儒家经典为依据,但其维护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目的还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所说的马是作为各级统治者交通工具的“国马”、“官马”,而非用来耕田的农用马;“官马”死了,一定会为各级官吏造成许多不便,于是他们便以经典为据迁怒于蚕农。

并引来孔维一类人的讨好行为。像乐史这样的官吏则不同,他们既不相信经书上的无稽之谈,又不畏权势,能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体恤他们的疾苦,并挺身而捍卫农民的利益,这才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蚕马同气之说,原蚕残桑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蚕的生长期正值夏秋之际,此时植物的生长已变得缓慢,经过早春采摘过一的桑树虽能发出新叶,但生长速度已不如春天。如果过多地摘取嫩叶,对桑树来年的生长会有不利影响,为来年的饲蚕留下隐患。所以禁蚕说者认为禁原蚕并非坏事,是“不以小利伤大获”,为长远利益着想。

孔维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才义正辞严地提出“早蚕之后重养,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认为桑树不应该再采二茬叶,晚蚕出丝少的说法也见于陈勇的《农书》:“又有一种原蚕,谓之再生,言放子后随即再出也。切不可育,既损坏叶条,且狼藉作践,其丝且不耐衣着,所损多而为利少,育之何益也?”蚕卵产出后马上自行孵育之幼蚕,古人认为是很难养好的,所以不值得养。现代养蚕技术也有这种说法,但其原因却与古人所说不同。这种蚕所以难养主要在于蚕的发育期与桑叶的生长期不一定配合得好,叶质和叶量都没有保证,并不是原蚕本身的品质有什么不好。

禁原蚕之说由于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尽管常被人提起,却一直限于理论上的纠纷,并没有真正实行过。残桑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为护桑而禁蚕总让人觉得本末倒置,说服力不强。事实上,民间不但没有禁蚕,蚕的代数反而愈来愈多,养蚕技术愈来愈高,古代养蚕业得到不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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