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专题报道沁源人民已百炼成

作者：江横

沁源人民,不愿做那些丢尽自己祖先的勾当。他们分明地清楚自己是属于什么民族的人,更铭心刻骨地记得,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模范县,一个重要的战略阵地。这样说来,他们五年来的进步,变成今天的见危不避、临难不苟,自始至终,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领导下,而不“维持”日本侵略军,难道是偶然的事情吗?

为旧习所染,沁源人中有些过去过着不事劳动的生活,尤以城关人和妇女为甚。但也有他(她)们的长处,不保守,不固执,容易接受新的思潮。所以,这就叫沁源人不能做傻瓜的事情。自然,更重要的,还是共产党一切为民谋利的政策,在抗战五年来已深深渗透在人民的心坎里。他们从几千年封建的桎梏下,伸起腰来,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人”的应得权益,租息减轻了,生活改善了,老百姓已参与了国家大事。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富人们,也同样得到应有的保障。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决死队(一九四一年已正式隶属八路军建制),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谁是他们的敌友,他们是看得清楚的。人们都晓得,沁源为什么要坚决围困敌人的道理,他们耳闻眼见过敌占区人民的苦难,和在野兽践踏下的贫困;也曾深深记得,他们在敌军几次大“扫荡”中所遭遇的命运,并从八路军五年浴血抗战中,看见了即将到来的黎明。因此,他们能够忍受人间一切辛酸和不幸。

人民的公仆─抗日政府,和人民的儿子─八路军、决死队、游击队,是时刻和群众在一起共同与敌人战斗的。敌人的“扫荡还没开始,他们就已经准备了迎接患难,帮助人民快收快藏,组织起人民自己的武装─民兵。就在这时,不论政府、部队,穷的、富的,一切的人们,都卷入了紧急的备战工作。没一个月时间,秋禾全部收割了。人民缴纳合理负担的积极性,突破了五年来的纪录,一直到“扫荡”前夜,还在赶着转送税款,十八万元的合理负担,村村都缴齐,连一元也没短少。

灾难强烈的预感,使整个沁源转化为战时的生活。当野兽的铁蹄一踏进沁源县境,所有城镇和大乡里的人,都在各级政府指挥下,和民兵掩护下,有组织地转移到外线,和附近的山林里、城关里的人,大都转移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云盖山的石额崖底和密林里。这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难民,过着这样的山沟生活。几乎在西山和东山所有的山沟里,都挤满了难民。人们还把这种山沟生活,编成秧歌到处流传着,“躲的近来不毬算,躲的远了太困难。大庄小庄统住满,牛圈草房也不闲。眼看要长期打算,石额崖底打料盘。”(注:即安家之意)。由沁源党政军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县指挥部,这时也转移在山沟里,和难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各区村政府,也组成战时指挥部,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阵地。根据地还是根据地,只有几条重要交通点线被敌侵占,而在敌侵占的地区里,还是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在只有鬼哭狼嚎而没有人民的世界,和那些坚持对敌围困斗争而转战在山林的难民之间,已树立起一条鲜明的鸿沟!

避难在山沟里的所有人们,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徒手者,然而他们在野兽们不断地“清剿”中,以及在饥寒交迫的极端困难中,抗拒了一切困难,从一九四二年十月,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还在继续坚持着。

“扫荡”初期,由同蒲白晋两线,到沁源腹地各大路要隘,都驻扎下日军,对山区反复“清剿”。山林里充满了紧张和战斗的气氛。在山林里同生共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战斗中。每天,人们象是生活在一个大军营里一样,一听鸡叫头遍,都起来做饭。当鸡叫三遍时,人们又象“朝山”一样的络绎不绝,涌向山头或密林里。人们都很熟练而敏捷地埋藏了锅锅罐罐,挟上油污的被毯,提上一布袋炒面,……领上婆婆儿老汉,带上婆姨孩子,从山庄子里,从石额崖底里爬出来,又钻在高山深林里。山里阴,地下潮,天寒衣又单,冻的人们直咬牙关,打寒战。人们身在柴火堆里,可没有火儿烤,因为他们只怕烟火暴露了目标。男人们,安置了家,即爬在山头上,三三五五,一圈一圈地拉着闲话,不时向四下里瞭望着敌人的动静。转战在山头上的这些人们,又都不约而同的,在一个意念下,一齐行动,当那个山头上的人们一跑动,这个山头上的人们就立即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一旦没有敌情时,阳坡上的人头就都在钻动了,拣柴的,谈古说今的,还有睡大觉的。指挥部的干部们,这时不是开会研究情况,布置工作,讨论问题,阅读文件,便是深入到难民群里,去了解思想情况,去进行宣传。有时,干部们也面向阳光,象所有的难民一样,在阳坡上闭闭眼睛,恢复一下疲劳。但这样的情形,是不曾多的。难民们经常是找指挥部,你带着一串串的问题走了,他又来了。指挥部是不曾一会儿停止过办公。不管在如何险恶的情况下,只要到那一定的山头上,总可以看见县长、政委、以及城关镇长和总支书记,在那里坚持着工作岗位,天天这样。人们就把他们所在的山头,很自然地唤做“保险圪塔”和“镇圪塔”。这是一个多么光荣的称呼啊!

当敌人搜山时,走不动和跑不及的人们,都钻在林子里,抿着嘴,憋住气,压着痰,静悄悄的,任凭敌人放冷枪,装着猫儿狗儿叫,或提名儿唤姓儿的喊,是没有谁去理睬,也没有谁去接应的。当人们听见皮鞋擦着枯草干枝的响声时,他们又圪爬圪爬到另一个山凹凹里去。能跑动的人们,这时就和敌人转开山头了,“你在那山头上看着我,我在这山头上瞧着你,你来这山头上,我就转到那山头上去。”所有避难在山林里的人们,就用此徒手空拳的“隐蔽回旋战术”,战胜了日本侵略军的现代武器,和野蛮的“分区清剿”,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每天,晌午过去,情况即较和缓了。“清剿”给予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和威胁,也就迅速地消失了。人们背上一捆柴,装上一口袋松柴(点灯用),陆陆续续又回到小庄子上,和石额崖底里,嘈杂声又突破了平静。拥挤不堪的小庄子上,住着比过去多五十倍的人家,连各机关疏散的人员,人口比过去多到成百倍以上。屋里屋外,炕上地下,连草房牛圈,到处挤的都是人。

人们冻饿了一整天,一回到小庄子上,全副精力便转移在消灭饥饿上了。各单位的人在屋内的地下,烘着几堆烟火,围拢着一圈一圈的人,炉子上都架起大小不同的锅,炉台上,墙头上,点燃起一堆堆的松柴,放射出昏暗的亮光,冒着浓黑的臭烟。炊烟搅和着松烟,把屋里简直变成了烟的世界。人们呼吸的是烟,全身裹着的还是烟,烟虽已割断了人们的视线,可是寒冷驱使的人们更加爱烟。在烟的另一个角落里活动着的,是一伙“战斗兵”,抬水的、找锅的、碾米的、磨面的……一拨儿一拨儿地轮替着,就不曾间断。这家还没吃完饭,那家倒追在屁股上等着坐锅。因为锅少人多,人又都想早得到休息,许多人们便很自然地拼凑在一起,一块儿躲难,一块儿吃饭了。一到天黑出林下山,指挥部驻在地的庄子上,又很快成为人们活动的中心,一桩一桩的公事找上门来,各战区送情报的,附近的人们来问情况的,解决生活问题的,你来他往形如穿梭一般。张县长、刘政委分头打发着人们,一直到深夜,他们的疲劳已被这些庄严的工作,驱逐到天涯地角去了!

人们为着这一顿晚餐,圪挤圪倒,一直圪挤到天很晚,才能去睡觉。睡觉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干部,老百姓,即不分彼此的,挤在一个屋子里或一个炕上,就和衣而睡了。这时大地和山林呈现着异样的寂静。但这样的平静只能有五个钟头,鸡叫头遍后,即被一种混杂的声音所冲破,而又恢复了紧张战斗的姿态。人们虽然还是睡眼朦胧,但为迎接这一天的战斗,天不明即上山隐蔽,挨下这十二个钟头,即使胀着肚皮时,也得张开喉咙,把这“四更饭”硬往下送。……像这样的日子，一天重复着一天。

一直到十一月(一九四二年)末旬,日军大股“扫荡”部队撤走了,小股部队扎下临时据点。可是白天钻在阴沟深山、晚上裹在煤烟里生活的人们,已经在外形和内心里发生了大变化。黑油染污了洁白的脸,流的黑鼻涕,吐的也是黑痰,连栖在房椽上的白公鸡,也被烟熏得成了黑乌鸡了。过去城关里的人,是很讲究穿戴漂亮的,现在呢?不论穷富什么人,都能忍苦含辛,过着同样苦难的日子。他们成天不洗一次脸,衣服破烂成千圪穗穗、万圪卷卷,但已没人再觉得什么稀罕,和怕人家笑话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已被残酷的战争和共同的患难加以改造了。

这一时期,他们每天所经历的战斗生活,已被人们誉为“战斗三部曲”,并且把它流传在全县了。当你走进任何一个村子,你就会听到那些青年男女和儿童们,都在乐呵呵地唱着这样的秧歌;

(一)四更天来吃早饭,日头不出来就爬山,上了山头无事干,四面瞭望鬼子汉奸。

(二)太阳不出天气寒,烘个火儿不敢冒烟,一天到晚没动静,拾一捆柴儿回家转。

(三)在山上饿了整一天,肚子饿的活淹淹,山沟里再把婆姨唤,忍饥受饿还得做饭。

(四)这沟里寻回锅和碗,那沟里寻回米和面,拿上锅锅去抬水，抬回水来才把火点。

(五)一天只吃两顿饭,晌午饭吃到二更天,屋里漆黑看不见,油柴灯火冒黑烟。

(六)熏得脸儿绝黑片,滚得身上黑油连,烟熏火烤闹不翻,吃不上米汤吃圪钻(注:即菜饭浇酸汤)。

(七)圪挤圪倒三更天,一天的情况谈一谈,愁罢钻山愁米面,日的生活又原照原。

人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抗拒“搜山”,也学会了抵御饥寒。大“扫荡”后,人们的衣食住都发生了困难,大雾了三天,气候突然转寒,多少人儿吊起锅来没吃的,多少人儿穿着破夹衫,没棉衣换。经过政府动员,要作长期围困打算后,人们立即响应号召,拆了棉被缝棉袄,三人两人合盖一条被。有些人把鹅凌带和棉袍,加以剪裁和改造,还有些人,就干脆摸进敌据点里,把自家埋藏在地下的花套,抱出来挡风寒,经过这样东拼西凑,人们终于解决了换季问题。有些人实在拼凑不来的,由政府临时拨出棉花,救了这“燃眉之急”。

人们抵御了风寒的袭击,还得搞粮食弄吃的,同饥饿作斗争互助互济这一具有高尚道德的新精神,这时已经代替了过去沁源人那种“各扫门前雪”的旧思想。任何一个难民,走到沁源受灾较轻的村庄,不管是否亲戚朋友,都可以借到粮食吃,找到房子住。甚至有不少村子里的干部和群众,自动拿出仅有的一点粮食,借给难民。据已知道的,只乌木一村,就借出粮食五百石,阎寨粮食主任,借出十几石,县政府也借出百数十石,三借五借,这才渡过了第一难关。

城关有二分之一以上的难民(四百七十户),都是避难在云盖山里,每天以喝两顿稀米汤汁,没二十石小米,是打发不了这日子的。他们所借的粮食,在半个月后又吃光了。多少人家的锅,又吊起来(注:即没米下锅)。有点粮食的人家,每天也只能喝着一次这样的稀水挂米汤：“薄粥稀稀水面浮,鼻风吹起浪波秋,看来好似西湖景,只少渔翁下钓钩。”但是人们不能“坐以待毙”啊!当政府提出“回据点向敌人抢粮食”的号召后,饥饿驱使着人们,立即“揭杆而起”,踊跃参加了这一光荣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有组织地进行着,干部率领,民兵打掩护。抢粮的人,包括男的、女的、老汉、老婆儿、小伙子、年轻的婆姨,还有不满三尺的孩儿。以他们的职业来说,有手艺匠人、庄稼人、做买卖的、教书的女教师……。以抢粮的地区来说,有城关、阎寨、中峪、交口四个据点,没有一个被遗漏。一个来月,他们到敌据点共抢出粮食一千五百余石。每天黑夜,到敌据点去抢粮的人,由几十个人逐渐增加到四五百人,都是浩浩荡荡地进去,又浩浩荡荡地出来,在生之强烈的要求下,和愤火燃起的仇恨中,人们的抢粮活动已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了。

这个运动发展的最高潮,就转为劫敌资材的运动。他们从城里,劫出一只羊、几套衣服,从阎寨劫出八头驴子、一头牛,从交口、中峪店劫出五六十只羊子，还有一些牛皮、骡子皮。……参加这一“劫敌运动”的,有民兵、群众、荣誉军人,也有没胳膊短腿的残废人。在群众抢粮劫敌运动中,离据点附近和沿大道边上的村子,也全部把埋藏的粮食转移出来,数字约在七千石以上。

在这饥饿和战争的环境中,沁源人民愈锻炼愈坚强,也愈热爱八路军、共产党。他们缴纳公粮的热忱,更是非常高涨。人民─各阶层的人民,他们在心目中把共产党、抗日政府和人民军队,视之为“救命恩人”,待之犹如父母,他们把一年辛勤耕耘的粮食,宁肯自己少吃,而争相缴纳了公粮。他们知道,只有干部、战士吃饱饭,才能为他们去做应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冒着各种危险,拖着疲倦的睡眼,连夜回村碾公粮。米多碾子少,大伙儿便分了班,换班地轮流去碾。三天,也只有三天,四个据点以外所有的村子,没遗漏地都争先恐后地缴齐公粮,完成全部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跟着,地方粮款也在十天以内,全部完成了。

在过去历代社会中,政府常因要粮要款,逼死人命。今天,沁源人民这样自动的缴纳粮款,以及和政府、军队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还是历史上稀见罕闻的、一种崭新的事情。为了取得围困斗争的胜利,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沁源,沁源人民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千万沁源人民─农民、手艺匠、商人与妇女们─丝毫不懈地坚持着生产和战斗,克服战争所引起的一切艰难困苦,集中全部思想于一个目标─积极支援八路军(包括已改编的决死队),反对日本强盗奴役的斗争。他们愿为八路军驱逐敌人,贡献自己的切!

英雄的沁源人民不仅战胜了饥饿,而且还积累了长期围困敌人的“资本”。他们看到许多难民,长期集中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最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和包围。像一九四二年二月敌“扫荡”时,火烧曹家沟,一百五十人殉难;包围烧仁沟时,绑走七八十。这种血的事实,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决不能再这样拥挤下去。聪明的人们,又设想出一种防御敌人包围的新战术:“开辟新天地”。这样,没半月功夫,在各条密林丛丛的山沟里,石崖底下,出现了几百孔明窑、暗窑和松枝棚,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居住在这样的新村里,虽数九寒天,天寒地冻,但人们睡了觉,却比以前放心和安静了。

人们成天钻那阴湿的山林,已使多少人儿生病长疮了。怎样才能不再钻山林,而又能保证人们的安全呢?这又成为人人日夜焦虑的问题。干部们,群众们,都在左思右想,还是聪明的人们富于创造性,他们想得顶好,效力大费力少。这即是已在全县普遍实行了的“树树哨”：一发现了敌人,它可以指挥着千万群众,一齐行动。在平时的日子里,人们就可以平平稳稳地住在庄子上,住在新的窑洞里,过着以往那样正常的生活了。后来,沿着所有大道边上五十多个村子的人家,都争相仿效,在村子附近的山沟里,打了新窑洞。白天,人们都回到村子里做着应做的事情,一到夜晚,又都回到新的窑洞。新窑洞里,有的挤着一家,有的挤着几家。他们很快在山沟里建立了无数的新村,全县总共打了五千多孔新的窑洞。他们就用这千百孔窑洞,抗拒着法西斯兽兵:“你有千军万马,我有千万个窑洞!”沁源人民,正以苗族人反抗清兵一样的阵式,围困着这蛮横凶恶的法西斯野兽!

在这样艰苦危难的日子里,沁源人民并不是单纯的避难,或消极的围困。他们也象军队在防御性的战略原则下,打进攻战一样,是“避实就虚”,躲避中有进攻。在“转山头”,“钻林波”,“打窑洞,“抢粮劫敌”,“树树哨”……这些集体的反抗行动中,即包含着进攻性。

人民贏得了战争,战争又锻炼了人民。不论是人民群众,还是党政军民的干部,一切的人,一切的工作,都在战争中获得飞跃的进步和改造。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及民兵,在战斗中已结成三位一体。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战斗。在山头上,到处可以看见他们混合組成的游击小組,不分昼夜地监视着敌人的活动。民兵,人地两熟,部队富有战斗经验,二者互相取长补短,在围困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半年来,大小战斗约二百五十次以上,毙伤日伪军将近千人。各条战线的干部们,都站在最危难的前头,他们不愧是至死坚持工作岗位的模范战士。在他们模范的带动下,有些工作最难做的村子,这时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村干部自动組成本村的武装,要求参加对敌围困斗争。

五年来,沁源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敌人六次大

“扫荡”,现在又正经历着一次长期的围困斗争。在长期斗争中,他们已经或正在锻炼成为新型的人民。沁源民兵武装,就是在这次围困斗争中才组织起来的。参加民兵的成份,有工人、农人、退伍军人、狩猎者,还有小学教员。从年龄上说,有青年,也有老汉。开始时,全县民兵只有几十人,后来很快便发展到两千人的一支队伍。在这一基础上,不仅充实了县游击大队,而且很快组成各区的游击队。

过去那些不多从事劳动的人们,今天大都参加了劳动。男人们,成天为生产奔忙着,学耕地,学手艺。女人们、老婆婆们,日夜学着纺花织布。甚至,有很多青年妇女和姑娘们,冒险到敌据点抢粮时,一夜要爬着几架山,背着三四斗粮食,而不觉得畏惧和苦累。小学教员们,则大都参加了各村指挥部,做着战争应做的工作。有些体强力壮的教员,即持枪参加了民兵。及至敌人扎下据点后,他们又移地恢复了学校。开明的士绅们,也参加了难民委员会,拖着年迈的筋骨,跋山涉水,为帮助解决难民困难而四处奔波。过去曾一度对抗日政府抱着怀疑态度的先生们,在危难中也受到政府必要的救济和保障,这时便高兴得住也要住在政府驻地左右。有二三十位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是毅然决然地走出家庭,参加抗日政权工作了。商人们,则抓紧战争的空隙,在山头上大卖其黄蒸、油糕子、饺子、羊汤、豆腐、猪肉、咸盐……。猴神岭、小东山，就在无形中,形成这样的“山头集市”了。情况紧急时,他们就挑起担儿,提起篮儿,同敌人转开山头了。总之,这一切的人们,都在炮火的锻炼中,学会在炮火中生活,而且它已是具有新内容和崇高目的底新生活了。

在这些伟大的日子里,也曾经有多少赤手空拳的人们,与敌遭遇,而只身与敌搏斗。侯壁两个干部,正在村公所算公粮账时,两个鬼子兵突然进到院子里,他们机智地把账本埋在炉灰里,即向门外冲。头一个干部迎头碰上那个背掷弹筒的家伙,他连踢带打,把那个家伙推翻在地就一股劲地跑了。第二个干部,把那个带步枪的家伙,一手揪住脖子,一手扼住鼻子,他就在扼鼻子的时候,被那家伙咬住一个手指头,互不相让,一直把那家伙的鼻子,扼得离开了嘴。显然,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他只好抛弃了那半个指头,奋力挣脱了性命。作坪村一个学过武术的老汉杜三元,被一个搜山的鬼子兵捉住,他四下里看一看,见再没别人,就和他打开了交手战,从山上打到半山,一直打了三个钟点。他终因年老力衰,英勇地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某村有个农民,被一个鬼子兵和一个汉奸,捉到垣上(村)时,只剩下那个鬼子兵看管。他见有机可乘,反手一掌,把那家伙打倒在地,坐在肚子上,一起一落。石头冻得搬不动,那家伙就趁势翻过身来,向他脖子里刺了一刀。他见势不妙,伸起腰来就跑。那家伙连放三枪,都没有打中,他才跑掉了。忠义村吴四相母子二人,刚从山上回到家里,忽然一个被打散的鬼子兵,慌张地进了她的屋子,要她儿子去引路。这个老婆婆机警地出门一看,回来就告诉他儿子:“就这一个日本人,打死这鬼东西”!他儿子一手上去抓住这家伙的领口,就扭打起来。老婆婆便很机警地把鬼子的枪,顺手提到村外山坡里。他儿子手边没有家具,就用拳头把那家伙打得头破血流,夺门而走了。这些勇敢忠贞的人们,就是这样同敌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宁愿拼死自己,也绝不屈服于敌人。

还有不少被敌俘去的人,因不甘辱祖宗,辱民族,宁死不投敌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城北街一家两口,被敌俘去后,拒不维持,跳井而死。有不少被俘的人,因挖墙角逃跑,被敌发觉后,英勇殉难。也有不少青年男女,不甘做牛马,曾冒险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网,又重新回来。现在,几乎被俘去的群众,十有九都偷跑回来了。有个文质彬彬的士绅,被敌俘去后,也苦苦支撑了五个月,都没有为敌人的武力所慑服。“维持,勿宁死”!这已成为沁源人民共同的政治信念了。沁源人终是沁源人,他们宁死不屈服,不“维持”敌人,这种最崇高的革命气节,已在抗战史上写下了最壮烈的一页!

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甘于被异族征服的人民。南宋江南人民自动地反抗元兵,吕文焕六年苦守襄阳;明末人民抗清十三年,阎应元领导民众,坚守江阴八十一天,全城九万七千人殉难,只剩五十三人。……这些坚决反抗异族压迫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正为今天抵抗日本侵略的沁源人民,光荣地继承和实践着,而且,他们把它更加发扬光大了。今天,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已经有了坚强的共产党领导,有了党政军民的密切团结和组织力,就不同于历史上那种被动的孤立的对抗,而是已被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在全民族象一条线一样地联系起来了。

他们是新中国的儿女们,他们不会为自己的命运悲泣,而是更善于为自己的命运斗争。过去为着不沦入奴隶的命运,他们曾在日本大军压境下,坚持了六个月围困敌人的斗争。今后,在城关、交口两据点残敌的威慑下,他们将会更加坚定不移地把斗争坚持下去。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更为愉快和有秩序。围困敌人的斗争,各级都组织了“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政权工作,已恢复了正常的系统,难民集中的地区,也建立起新的行政组织了。他们以山沟为单位,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了街长。转移在安泽、沁县地区的沁源难民,也各选有自己的两个代表。政权机构随着战争的发展,已进一步得到改造。更彻底地实行民主,即成为今后政权工作总方针之一。

难民工作,有各级难民委员会专门负责进行。难民的春荒、春耕、生产、工作,一切的问题,都得到政府及时的解决和安置。现时,以城关、交口一线难民为中心,一万五千难民,做庄稼的得到十七万元春耕贷款,做工匠的做买卖的,得到十二万元商业贷款,纺花的女人们,也得到五千元纺织贷款。城关妇女已组成十二个纺织小组,参加的有九十二人,每人平均可买到二斤棉花,两个人一架纺车。纯农人,或工商兼农的,共分得土地三千五百余亩(主要是分给那些从敌占点线转移出来的难民),平均每口人二亩以上,可打粮食一石五,一家生活足够维持。春荒时期,几乎家家难民得到救济,全县难民共发救济粮三千余石。民兵、抗属、孤寡、难民宣传队,更得到格外的优待。

经过敌人多次的“扫荡”,春耕中的劳力畜力,是更加困难了。但在人民军队和抗日政府的积极帮助下,一个月内就把土地全部下种了。敌点线附近四百顷土地,抢种了四分之三以上,余下的则是据点三里以内的土地。春耕的组织形式,在后方组织有“合耕队”,前线组织有“抢耕抢种队”。三分之二的军队,一手持枪掩护,一手帮助春耕。在军队的直接掩护下,二沁大道上的人民,也住在距大道边五里外的山沟里,连夜抢种着挨近大道旁的土地。他们要活活气死日本鬼,叫他:“只见秋苗土中生,不见农人去耕种”。人民如胶似漆的粘着政府和军队,军队和政府,也紧密依靠着人民。避难在山沟里的人民,还是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有房子住,有土地种,有买卖做,……没有任何挂牵地生活着。

难民生活有了保障,更奠定了围困敌人的物质基础,鼓舞和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情绪。最近,城关难民曾召开了一次反维持大会,他们共同定出一条最高的行动方针,“家家不维持,人人反维持”!离城五里地以内的土地,大家都决心让它荒芜下去。人们说得好:

“我们半年不维持,一年、二年也不维持!现在还有啥顾虑的?在外已经安家立舍了,再回城里,连房子都烧光了,住也没住的。地吗?一年不种,二年不种,他日本人再怎么可嫌,还能把地背走?!”

有些人更心怀坦白地说,“政府可为咱难民,把心都操碎了,怎么一个再没良心的人,也不能弃明投暗,做那‘灯蛾扑火’的事情!”

更有些人,爽直而粗野的,向人们表达他的一腔火热的心情:

“五年抗战,还要熬下来,胜利已快来到,再困难,它还能咬了毬!”

是的,在抗战的漫长道路上,沁源人民已经走了九十步,而且半年来,他们已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走了一段史所罕见的、艰苦而险峻的道路;今后,他们还要勇往直前地走下去,一直走完这最后的一步。这里不禁使我记起:日本法西斯在沁源演出的这场“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戏,实在是一出极尽滑稽而又丢脸的丑剧!你看,日本大军侵占沁源,苦心经营,一无所获,反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是经它发动的这场空前的残酷战争,把沁源八万军民锻炼成钢一般的坚强,岂不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

“时危见劲师,世乱识忠良”。新中国的儿女们,已在太岳区的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

《解放日报》年2月3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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