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草地贪夜蛾的自白

真没想到，昨天还和同伴们躺在玉米心叶上大快朵颐，今天，在一场“人虫大战”后，自己成了人类的俘虏。

既然成了阶下囚，我还是全盘招供吧。

漂洋过海“征战”全球

没错，我们就是你们正大动干戈对付的草地贪夜蛾，因为惯于长途奔袭，也有人管我们叫“行军虫”。我们属于鳞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的一种，原籍美洲，生活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成虫阶段，我们和常见的飞蛾差异不大。幼虫阶段，我们头部有“八”字形纹，第8腹节背面有呈正方形排列的4个大黑斑，你们称之为“头部有‘八万’，尾部有‘四筒’”。不必隐瞒，那正是我们草地贪夜蛾族群特有的标志。

其实，我们草地贪夜蛾早就不甘于困守美洲。年，我们兴师动众入侵非洲，迅速在撒哈拉以南的44个国家安家落户。随后，开始入侵亚洲多国。

年1月，我们从缅甸越过国境进入中国云南。仅用4个月，便在云南个县中的个县扎根。只用了8个月，就从云南入侵至全国其他25个省份。年，我们草地贪夜蛾全国发生面积约万亩。年，全国发生面积约万亩。

我们孵化出来群聚为害，啃食嫩叶；3龄后却自相残杀，分散取食。高龄幼虫食量特别大，让玉米减产20%~72%是常规表现，发起狠来可以让玉米绝收。正因如此，你们将我们草地贪夜蛾视为玉米生产乃至粮食安全的巨大威胁。

年，在国际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的评选中，我们跻身“世界十大植物害虫榜”。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基于年对12个非洲国家的估算，我们的战绩是对玉米造成年损失万吨，成功使得上千万人口失去口粮。慑于我们的破坏性，年8月，该组织发出全球预警。

年，我们被中国列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且高居榜首。

身有长技能力超群

这几年，你们人类对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所以，我们开始连吃败仗。据说，你们将我们的特点总结为“非常能吃、非常能生、非常能飞、非常难防”。呵呵！我们能纵横天下，当然不是靠侥幸成功，“世界十大植物害虫”之一也绝非浪得虚名。

大胃王！我们的主食是玉米，以幼虫取食幼嫩叶片或玉米幼嫩雄穗。低龄幼虫取食幼嫩的叶肉后剩下叶片的表皮，形成半透明薄膜状“窗孔”。高龄幼虫取食叶片后形成大小不等的孔洞。我们的作战能力不俗，1头就可损坏一整株玉米。我们不挑食，甘蔗、高粱、水稻、小麦、花生……可以说是见啥吃啥，有啥吃啥。全球80多种植物，都曾是我们的盘中餐。

超能生！在28℃条件下，我们30天左右即可完成一个世代。雌蛾每次可产卵~粒，一生可产卵~0粒。热带地区长年繁殖，温带地区随纬度升高世代数递减。在云南元谋县，每年可繁殖7代。在河北，每年可繁殖4~5代。假如一头雌蛾及其后代一年中所产的卵全部成活并长成成虫的话，其数量可达数百亿头。

飞得快！成虫可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每晚能飞行千米，若在产卵前可迁飞千米。要知道，苍蝇一天才飞行8~18千米。跟我们比，苍蝇简直弱爆了！

难防治！先前，人类认为化学农药是抗击我们的法宝，但化学农药的使用让我们的抗性不断增强，不仅没有阻止我们进一步扩散、蔓延，还促进了我们的进化，使得我们越来越强大。在攻击玉米时，我们以幼虫藏身心叶，农户喷洒农药必须对准喇叭口，否则对我们几乎没有效果。此外，我们繁殖速度快，世代重叠现象严重，田间不同龄期的都有，想打我们一个歼灭战可没那么容易。

“人虫大战”难解难分

在中国，我们目前采取“北迁南回、周年循环”的作战模式。即每年的5~8月从中国西南或南方地区向北迁飞，8月中下旬时扩散至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尽量啃食生长正旺盛的农作物。9~10月天气转冷，我们就班师南回。如此这般，年复一年。

进入中国前三年，我们迅速开疆拓土，几乎无往不利。现在，中国各地严密监控、全力封堵、及早清除，我们是越来越难有作为了。

中国目前执行的战略战术，对我们的杀伤非常大。

首先，你们采用高空诱虫灯、性诱捕器以及食物诱杀等理化诱控措施，诱杀我们的成虫，干扰雌雄交配，让我们的年轻战士越来越少。

其次，你们大量繁殖、释放益蝽、寄生蜂等昆虫，它们可是我们的劲敌，在你们采取的这种生物攻击模式下，我们的战士减员很严重。

再次，你们新开发的对付我们的武器、手段，越来越多了。三年前刚进入中国时，你们手上没有一种专门对付我们的武器。前几天，我偷偷登录你们的武器开发网站——中国农药信息网。吓我一跳！三年中你们研发的专克我们的武器就有25种之多，类别包括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虱螨脲、印楝素、苏云金杆菌、金龟子绿僵菌、球孢白僵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乙基多杀菌素等。你们拥有这么多武器，可以交替使用、轮换使用，还同时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战术，让我们损失惨重。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们建立的监测预报网是越来越严密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攻击还没开始，就被你们预先准确判断，我们劳而无功不说，还往往折损大量战士。

当然，我们草地贪夜蛾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我们的目标，一直就是称雄地球。跟人类的争斗，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本文由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红松进行科学性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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