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峨洋洋,古韵新相

今晚（6月12日）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继续“线上演出”，展播了西安交响乐团《长·安》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的实况录像。本文是我在四月份的现场音乐会后为《国家大剧院》杂志撰写的评论。受限于杂志版面篇幅，出刊时有所精简；藉此契机我将原版发布出来，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国家大剧院》杂志年6月刊。

作者/姜太行

图片/西安交响乐团自从去年底西安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制作的《长·安》在西安首演起，我就对这台难以被准确归类的「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充满期待。没过多久，就在今年的「中国交响乐之春」期间，他们直接独占两个「黄金档」，在4月17日和18日接连上演了这台特殊的节目。说这台音乐会「难以被准确归类」，是因为它在管弦乐队与合唱团之外，还融入了吟诵、朗诵、独奏、京剧韵白等等多种表演形式，塑造出一种如同歌剧般的「综合艺术品」。但它又与歌剧不同，总策划兼导演陈薪伊主动摒弃了多媒体、置景和复杂的表演，而是选择给予乐团和指挥充分的信心，借助「人的魅力」来实现「综合艺术品」式整体远大于部分的效果。《长·安》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一共演出了7个乐章，涉及12首唐诗。从乐章的排布之间，已经能看出作品的设计，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一乐章取材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这个「只有」管弦乐的「序曲」乐章却不止于序曲，在看似轻松的盛世背后，已经埋下了暗流涌动的伏笔；《春江花月夜》和《将进酒》一静一动，写出两段「高光时刻」；此后的《桃园行》和《蜀道难》则在向内的境界和向外的山岳之间，拓展了「大唐」的精神边界。最后，第六乐章一举集结六首边塞诗，释放出此前积攒的矛盾能量；第七乐章以《琵琶行》作结，于情于理、于势于境将所有的戏剧性潇洒而稳健地收住，更留出回味的空间。音乐会现场为观众带来最多惊喜的无疑是郭达领衔的《将进酒》，身为陕西人的他用方言版的朗诵将李白的「中国酒神」形象的表现得恰如其分，诙谐而不「跌份儿」。最吸引全场注意力的，还数濮存昕坐镇的《琵琶行》。濮存昕无愧于「人民艺术家」，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都带着戏；而从戏里出来过后，戏外还留着余韵。而最值得仔细琢磨的，却可能是「边塞诗六首」。所谓「戏里有戏」，这个乐章内部还有起承转合，排练时也花了陈薪伊导演最多的时间来精雕细琢——出征、作战、伤亡、复仇……再到最后回溯战争的思索，六首诗环环相扣，在京剧念白、合唱与管弦乐之间编织出了边塞的大纵深场面，热闹背后更有深意。在这件「综合艺术品」的背后扮演关键角色的，还有青年作曲家孙畅的生花妙笔。他做到了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创作中最难实现的「恰到好处」——为每一篇章的唐诗配上最合适的表达形式，而不是被某一特定艺术体裁或音乐编制局限。在这样的总基调之上，他的音乐既写出了强烈的效果、又不至于信马由缰；既有高度的可听性，又富于乐队技巧的表现；既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画面感和旋律性、又毫不陷入「划水」的惯性：可谓是在「命题作文」里写出了极其丰富的乐思。对于西安交响乐团来讲，《长·安》的排演本身即展现了这支即将迎来「十周年」的乐团的实力和面貌。通过这两场标志性的音乐会，他们也在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宣示：这就是我们当仁不让的专属作品，这里面有我们独一无二的专属声音。身处陕西西安这片文化宝地，西安交响乐团自当有西安的声音、文化和底蕴，《长·安》讲的也既是音乐、又是文学。古往今来，用文字讲音乐，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的美谈；用音乐写文字，最难恰是「知音」。而在西安交响乐团和《长·安》当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他们既懂得年轻人的当下，知道什么是属于今天的音乐；更懂得基因里的传统，知道如何在历史的声音和鲜活的世界之间搭建起桥梁。如果要想探秘其中的精髓，那便是，他们并不刻意地去「做旧」、去寻找或模仿一些看起来像是「远古」的东西；而是让这些历史中的声音，变得像他们本应有的那样新鲜和灿烂：一如国家大剧院斜对面历经六百年仍然被守护出崭新面貌的故宫博物院，又如西安交响乐团所在的西安「大唐不夜城」。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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